主张的人多，认定的人少：离婚诉讼的证据门槛
家理律师事务所婚姻家事研究组
一份离婚起诉状，“事实与理由”写了四页。前两页是从结婚到分居的时间线，后两页是“他从来不管孩子”“她母亲一直插手我们的事”。写到“感情确已破裂”那一栏，只剩一句话：性格不合，无法共同生活。
这样的起诉状，法院每天都会收到。它真实，却不解决法律问题。法庭要的不是委屈的多少，而是哪些委屈能被证据托住。这句话听着冷，却决定了后面所有的走向。
“性格不合”四个字，为什么越写越长
据《婚姻家事法律服务行业白皮书（十年汇编版）》，2025年以感情基础薄弱、生活琐事累积等“关系型”原因起诉的离婚案件占64.98%，2024年是74.53%，2020年至2025年在44%至85%的区间内波动。高频子项有三个：沟通问题、生活琐事、性格不合。
数字摆在这里，接下来该问的是：这组占比在说什么。
先看区间本身。下限44%，上限85%，跨度四十一个百分点。原因不复杂：“关系型”与“过错型”在同一个案子里常常并存，起诉状写哪一类，取决于当事人愿意说到哪一步。统计口径跟着表达走，波动就出现了。
一种顺手的解释是，婚姻矛盾变轻了。既然争的都是琐事，说明没有大是大非。这个解释经不起推敲。
看婚龄。据白皮书样本，2016年离婚案件的平均婚龄6.2年；2025年是9.8年。2025年的婚龄结构里，6至9年占24.35%，10至14年占27.68%，两段合计超过52%。婚姻存续的时间整体后移，“七年之痒”这个说法在数据上已经不准了。
时间拉长，摩擦的存量就变大。单看每一件都是小事：谁接孩子、谁的父母来过节、钱花在哪。堆到第十年，就成了“过不下去”。这类原因在起诉状里没有别的写法，只能压缩成四个字。
法律上，“性格不合”不是一个事由。
《民法典》第一千零七十九条的表述是“感情确已破裂”，并列举了重婚或与他人同居、实施家庭暴力或虐待遗弃家庭成员、有赌博吸毒等恶习屡教不改、因感情不和分居满二年等情形。性格差异不在列举之内。
不在列举之内，不等于不能判离。该条还有一项“其他导致夫妻感情破裂的情形”，实践中大量案件走的正是这一项。但它要求当事人把“合不来”翻译成可验证的事实：从哪一年开始分房、什么时候停止共同生活、冲突发生在什么场合、有没有第三方介入调解过。
很多人到这里就卡住了。起诉状写得动情，庭审时说不出日期。
还有一层原因，常被忽略。
“关系型”占比上升，一部分是表达方式的变化。出轨、家暴这类事，很多人不愿写进起诉状。理由很实际：怕激化矛盾、怕影响孩子、怕调解彻底谈崩、怕对方在财产上更强硬。于是法定的过错事由被写成了生活化的抱怨。
所以这组数字不能被读成“过错变少了”。它更像一支温度计，位置换了，刻度也跟着变。
起诉的人也在变。2016年至2025年，女性作为原告的比例始终在57%至63%之间。2025年，深圳68.37%、上海56.69%、北京55.25%。30岁至49岁的当事人占70%至83%，十年均值超过76%。
这个年龄段的人，孩子多半在上小学或初中，房子多半还在还贷，双方父母开始需要照顾。离婚不是一个动作，是一串连锁反应。“关系型”原因在这里格外密集，因为它容纳的是生活本身，而不是某一个可以指认的过错。
法院看的不是原因的类型，是婚姻还有没有修复的可能。初次开庭，法官通常会问三个问题：分居多久了、有没有和好的可能、孩子现在跟谁生活。这三个问题的答案，比起诉状里的四页纸更有分量。
前面那个追问有了回应：“性格不合”变多，不是因为婚姻变脆弱，是因为婚姻存续更久、表达更委婉，以及人们对“什么算理由”的理解变了。这只是入口。真正的分水岭在下一个问题——为什么主张过错的人那么多，被认定的那么少。
主张出轨的人很多，被认定出轨的人很少
2024年，在主张对方出轨、重婚或与他人同居的案件中，法院认定构成法定过错的比例是35.71%。2025年，这个数字变成60.00%。
一年之间上升二十多个百分点。先别急着把它读成“司法尺度松了”。
两组数字的分母不一样。2024年的分母里，包含大量只凭直觉的主张：手机里翻到的聊天、某次晚归、朋友的一句提醒。2025年的分母里，这类主张少了，带着完整证据来的多了。比例的变化，一半来自证据，一半来自主张者的自我筛选。
法律上的“出轨”和生活中的“出轨”，也不是一个东西。
《民法典》第一千零九十一条列举的损害赔偿情形是：重婚、与他人同居、实施家庭暴力、虐待遗弃家庭成员，以及“有其他重大过错”。生活里说的出轨，落到法条上，要么是重婚，要么是“与他人同居”。
“与他人同居”这五个字，司法实践中通常被理解为持续、稳定地共同生活。持续、稳定，是门槛。
单次开房记录、暧昧聊天记录、亲密照片，往往不足以跨过这道门槛。它们能证明某个时点发生了某件事，证明不了两个人长期以伴侣状态生活。
法院的心证是怎么形成的？
我们在一线办案中反复看到这样一条路径：先看有没有共同居住的客观痕迹——租房合同上的名字、物业登记、快递收件地址、长期一致的出行记录；再看有没有对外以夫妻名义相称，这一层往重婚靠；再看时间跨度，是几个月还是几年。
三条之中，前两条难。因为它们要求证据是连续的，而不是一次的。
聊天记录的问题在身份和连续性。截图能改，账号能借，一段对话脱离上下文就没有意义。有效的做法是保留原始载体，做完整导出，必要时公证，让时间戳和账号信息一起进来。
转账记录的问题在性质。带有特殊含义的金额有指向性，但单笔说明不了关系状态。要看的是频率、周期、是否与共同生活开支混同。
自认的价值常被低估。对方在庭审中的陈述、写下的保证书、谈话录音里的承认，都属于当事人陈述或书证。它们的证明力，在很多案件里高于一堆截图。取得方式要合法——在自家客厅录音可以，侵入他人住宅、私自安装定位设备不行。
还有一个误区：把希望全押在“调查”上。
民事案件没有侦查权。律师可以申请调查令，但范围受限于与待证事实直接相关的特定材料，各地法院掌握尺度不同。指望通过一次调查拿到全部真相，多半会落空。
2025年认定率到60.00%，还有一个背景。2025年2月1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解释（二）》施行，共二十三条。其中第七条针对的是违反夫妻忠实义务的赠与——一方为重婚、与他人同居等目的将夫妻共同财产赠与他人，另一方主张该行为违背公序良俗无效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这条规则解决的是钱能不能要回来，不是过错成不成立。它在实务上产生了一个连带效果：当事人为了追回财产，会更认真地去固定关系存续的证据。证据基础一变，认定率跟着动。
需要说清楚的是，60.00%意味着一半以上的主张被支持，也意味着仍有四成左右没有被认定。这个数字不是“主张了就能成”，它只说明，准备好的主张，结果会不一样。
家暴认定率的变化，藏着取证方式的差别
2024年，主张家暴、虐待或遗弃的案件中，法院认定构成法定过错的比例是8.62%。2025年是50.00%。
从不足一成到一半。这个跨度比出轨那一组更大，也更值得拆开看。
先看制度。《反家庭暴力法》2016年3月1日施行，人身安全保护令制度由此确立。截至2016年12月底，全国法院共发出680余份人身安全保护令。这个数字放在当年的离婚案件总量里，很小。
到了近年，人身安全保护令的签发率从2016年的52%上升到77.6%（全国人大常委会《反家庭暴力法实施七年工作报告》）。
2022年8月1日是一个节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办理人身安全保护令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施行，把冻饿、经常性侮辱、诽谤、威胁、跟踪、骚扰纳入家庭暴力的范畴。
在此之前，很多当事人到法院说的是“他没打我，就是天天骂我、不让我出门、把我的卡停了”。这类陈述在旧框架里很难被接住。新规之后，它们有了落点。
再看取证。家暴证据的特点是过期快。伤会好，现场会散，邻居不愿作证，报警之后常常以家庭纠纷调解结案，连一份完整的出警记录都留不下。
能形成链条的材料，大致是这几类：报警记录与出警记录、公安机关出具的告诫书、就医记录与伤情鉴定、带时间的伤情照片、威胁性的短信和录音、居委会或妇联的接待记录，以及了解情况的证人。
单拎一样都弱，连起来才有力。一张淤青照片说明不了谁造成的；配上当天的报警记录、次日的门诊病历、对方在微信里的道歉，指向就清楚了。
为什么早年认定率低？
一部分原因在当事人自己。很多人报警之后又撤案，开庭时又改口，说“他平时挺好的”。法官面对反复的陈述，很难形成稳定心证。还有一部分原因在举证意识，很多人抱着“家丑不可外扬”的念头，把证据留在手机里，直到换手机。
保护令不是离婚判决。
它解决的是紧急状态下的安全距离：禁止实施家暴、禁止骚扰跟踪接触、责令迁出住所等。它同时是一份有价值的证据——法院签发保护令，意味着对家暴事实已有初步认定。违反保护令的后果是明确的：罚款、拘留，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申请保护令的时点也有讲究。证据还在手边、伤还在身上时申请，法院核查更快；等到分居半年、伤痕消退再回头申请，很多事实只能靠陈述。这是实务里反复出现的遗憾。
也要看到另一面。2025年50.00%的认定率，意味着仍有一半的主张没有被认定。有的是证据不足，有的是陈述前后矛盾，也有的是把一次争吵中的推搡等同于持续性的家暴。法律对家暴的判断，看的是侵害行为有没有经常性、控制性，不是单次的情绪失控。
我们注意到一个细节：同一件事，不同的人留下的痕迹差别很大。有人只有一张照片，有人留下七份材料。法官看到的，其实不是同一个案子。
从8.62%到50.00%，中间隔着的不是态度，是方法。
首次起诉判不离，不是法院在拖
全国范围内，首次起诉即判决准予离婚的比例在15%至18%之间。
这个数字常被误读。当事人拿到不准离婚的判决，反应往往是“法院不让人离婚”。
先看条文。《民法典》第一千零七十九条要求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应当进行调解；感情确已破裂，调解无效的，应当准予离婚。列举的五种情形之外，还有“其他导致夫妻感情破裂的情形”。
同一条还写了两款，常被忽略：一方被宣告失踪，另一方提起离婚诉讼的，应当准予离婚；经人民法院判决不准离婚后，双方又分居满一年，一方再次提起离婚诉讼的，应当准予离婚。
后一款是出口。它把“分居满一年”变成了一个确定的通道。
分居的证明，难点在“分开生活”这个状态。同住一个屋檐下、只是分房睡，法律上通常不认定为分居。真要主张分居满二年，需要的是两套生活痕迹：两个地址的水电燃气记录、两条通勤路线、两份社区登记。
为什么初次起诉要谨慎？
婚姻的解除不可逆。涉及子女抚养、财产分割、老人赡养，一次判决改变的是几个人此后十几年的生活。法官在这个位置上，通常要确认两件事：感情是不是真的没有修复可能，是不是已经尝试过调解。
调解不是走过场。2020年至2023年，全国法院一审离婚纠纷调解结案数由44.11万件增至76.31万件，增幅73%；调解率由35.53%提升至50.21%。
这组数字说明，大量案件在判决之前就分流了。分流的方向有两个：和好，或者调解离婚。
判决不准离婚之后，程序上还有一道门。判决不准离婚的案件，没有新情况、新理由，原告在六个月内又起诉的，法院不予受理。这条规则的本意是给双方一个冷静期，也给法院一个观察期。
很多人在这里浪费了一年。六个月内反复咨询、反复准备，却什么都不做，等到可以再起诉时，分居的证据还是零。
有效的做法是把这六个月用掉。
搬出去住，留下租房合同和水电缴费记录；把孩子的接送、就医、家长会记录整理出来；把对方的威胁信息、转账记录按时间归档；把共同财产清点做完，房产、存款、股票、公积金、保险，一项一项列。
这些动作不产生戏剧性，但它们构成下一次庭审的事实基础。
时间的成本要算清楚。全国从首次起诉到取得生效离婚判决，平均耗时1.3年至2.3年，复杂案件3年以上。这还只是诉讼时间，不含此前的谈判和分居。
对带孩子的当事人来说，一年意味着一个学年。对做生意的人来说，一年意味着一次资金周转周期。所以“快”本身有价值，但快慢不取决于情绪，取决于有没有法定事由的证据。
还有一条路常被忽视：调解离婚。2025年，白皮书样本中调解结案占比55.37%，2024年是59.64%。调解结案不等于和好，其中相当一部分是双方在法官或调解员主持下达成离婚协议，再由法院出具调解书。调解书与判决书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对争议差距不大的案子，这条路的时间成本明显更低。前提是双方对财产和孩子的安排能谈拢。
调解率高，也不等于当事人更愿意让步。它反映的是案件进入法院之后的流程：立案前有诉前调解，庭审中有法官主持调解，部分法院还有家事调查员介入。程序给出了谈的空间，谈成的比例才会上去。
86.06% 和 15%—18% 之间，隔着什么
2025年，家理代理的离婚案件中，首次起诉即判决离婚或调解离婚的比例是86.06%。2024年85.82%，2023年87.95%，2021年76.92%。
全国首次起诉判离率是15%至18%。
两个数字放在一起，差距悬殊。这个对比容易被误用，所以必须把它拆到底。
口径不同。15%至18%通常指首次起诉即判决准予离婚的比例，分子是判决离婚的案件。86.06%的表述是“判离/调离”，分子里包含了调解离婚。
2025年该所调解结案占比55.37%。也就是说，超过一半的案件根本没有走到判决。把这些案件计入“离成了”的分子，和只统计判决的口径，不是一回事。仅这一层差异，就能解释差距的很大一部分。
样本不同。该所案件集中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天津这类一线或新一线城市。这些地方的法院案件量大、调解分流机制成熟、家事审判专业化程度较高。
更关键的是当事人结构。能找到专业律师的当事人，通常已经过了一段准备期：分居了一段时间，手里有了一些材料，对财产状况有基本掌握。这是一个被筛选过的样本，不是随机抽样的婚姻。
案件本身也不同。不是所有咨询都会成案。事实不清、证据缺失、诉求明显超出法律框架的委托，很多在咨询阶段就没有进入代理。剩下的是相对可办的案子。
结案方式同样不同。调解在其中的作用被低估。超过一半的案件以调解结案，意味着大量争议在庭审之前或庭审之中转为协议。调解能否达成，往往不取决于法律论证有多强，而取决于双方对结果的预期是否被拉回合理区间。
所以这个数字不能被读成“请了律师就能离”。
它是一个机构样本的结案结构，不是对个案结果的预测。把86.06%当成一种结果允诺，既误读了数据，也误读了诉讼。任何一个具体案件，能不能判离，取决于感情破裂有没有证据、调解有没有可能，以及承办法官对事实的判断。
但有一件事是可以迁移的：准备的方式。
据白皮书对十年案件的复盘，影响首次起诉结果的因素集中在四个方面——证据组织、诉讼策略、调解技巧、地域司法环境。前三个是当事人和代理人可以主动改变的。
具体到动作，大致是这几件事。
把“分居”变成一个可证明的状态：独立的住所、独立的缴费记录、独立的通讯地址。
把“冲突”变成有时间的记录：报警回执、就医病历、聊天记录的原始载体。
把“财产”变成一张清单：房产、存款、理财、股权、公积金、保险，写明取得时间和登记状态。
把“孩子”变成日常照料的证据：接送记录、家长会通知、疫苗本、病历上的陪同人。
四件事，没有一件需要运气。
回到开头那份四页纸的起诉状。它写的是感受，法庭要的是事实。两者之间隔着的不是文笔，是那几个月里有没有人提醒他：从今天起，把每一件小事留下痕迹。
离婚诉讼的胜负，很少在法庭上分出。它在准备证据的那几个月里，已经分出了大半。
数据说明
本文数据来自《婚姻家事法律服务行业白皮书（十年汇编版）》（家理律师事务所，2026年）及国家统计、民政、司法公开数据。全国性数据取自司法公开统计与全国人大常委会相关报告；该所数据取自2016年至2025年承办案件，累计超万件，已匿名化。样本以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天津等一线城市案件为主，当事人多有一定证据基础，与全国水平存在差异，比例不宜直接比较。
作者：家理律师事务所婚姻家事研究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