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五年，家庭法律风险会从离婚争议转向财富安排
家理律师事务所婚姻家事研究组
两组数字放在一起，方向不太一致。结婚登记从 2016 年的 1142.8 万对降到 2025 年的 676.3 万对，十年少了四成；同一段时间，全国法院每年审结的一审婚姻家庭、继承纠纷稳定在 200 万件上下，占全部一审民事案件的 12% 左右。结婚的人少了，进法院的家事案件没有少。争议的标的也在换：一套房加一本存折的组合正在退场，股权、期权、保单、信托受益权、直播账号出现在财产清单上。往后五年会怎样，没有人能给出确定答案。下面三个走向，是我们基于一万余件案件和公开统计作出的判断，不是已经发生的事实。
判断之一：家事服务与财富管理正在合流
先说判断：我们认为，未来五年，家事法律服务的重心会从“分割已经发生的财产”前移到“安排还没有发生的财产”。依据有三组观察，都是可以被核对的事实，结论则由读者自己下。
一组来自案件标的。上海的婚姻家事案件里，股权、期权、信托、保险、知识产权、虚拟财产已经成为主要争议标的；深圳的同类案件里，股权、期权、虚拟财产、科技公司收益、私募基金、信托等新型财产纠纷高发。两座城市的共同点是民营经济活跃、企业主密集。
标的变了，工作的性质就变了。一套房的分割是一个价格问题，评估、竞价、折价补偿，路径清楚。一家公司的股权分割是三个问题叠在一起：值多少钱，谁来做股东，公司还能不能正常经营。
估值要看净资产、现金流、行业周期，还要看股权是否存在代持、对赌、质押。控制权要看章程、股东会决议、其他股东的优先购买权。经营连续性要看诉讼会不会触发银行的提前收贷条款、客户的信心、员工的去留。这三件事，没有一件能靠一份离婚协议解决。
另一组来自业务结构。家理 2023 年 8 月设立家族办公室，同年在广州设立家族办公室研发中心，并与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法学院联合成立家族企业财富治理研究中心。机构动作通常滞后于需求两三年——先有案子，再有部门。
还有一组来自制度。2024 年 12 月，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北京监管局与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联合发布通知，启动不动产信托财产登记试点。不动产进入信托，登记是前提；没有登记，信托财产的独立性在不动产上就落不了地。试点推进得慢，方向明确。
还有一个细节容易被跳过：分割的对象正在从“物”变成“权利”。房产有登记，存款有流水，都好查。保单的现金价值、信托的受益权、期权的行权条件、直播账号的归属与收益，查起来要靠合同、靠平台规则、靠评估。上海法院对家务劳动补偿的支持比例，在五城中处于前列，这类请求的背后往往是同一件事——家里的钱不再只是工资和存款。
对办案的人来说，这意味着工作方式的变化：一份离婚协议的背后，可能同时要看审计报告、评估报告和税务意见。跨境案件更明显，法律服务的清单里，境外账户、境外保单、境外公司股权是常态。
家族办公室的服务清单可以说明这种合流：婚姻财富保护、家企风险隔离、家族资产梳理、财税合规规划、跨境资产保全、家族信托搭建、遗嘱传承规划、家族治理。八项里有一半与婚姻有关，另一半与传承有关。客户不再分别找离婚律师、税务师、信托公司，而是希望有人把这几件事放到一张桌上谈。
合流不等于合并。家事律师不做投资顾问，财富管理机构不做离婚诉讼。合流指的是，同一件事需要两种能力：把家庭的财产关系看清楚，把财产的流转安排好。
这里要提醒一句：不是说每个家庭都需要信托。对多数家庭，一份写得清楚的婚内财产协议、一份形式合规的遗嘱、几张指定了受益人的保单，覆盖的问题比信托更多，成本也低得多。工具越复杂，用错的代价越大。
判断之二：家企风险隔离，从“老板的事”变成“家庭的事”
第二个判断：未来五年，企业债务穿透到家庭财产的案件会增加。依据不是统计数字，是案件结构。夫妻共同财产制下，一方经营企业所负的债务，只要用于共同生产经营，就可能被认定为共同债务。而“用于共同生产经营”的证明，往往靠几笔流水、几次分红、几份签字。
家企财产混同有四个常见诱因。
一个是资产混同。公司账户与家庭账户共用，资金随意拆借，股东借款没有手续，公司名义买的房登记在个人名下。查账时，两本账对不上。
一个是权责混同。个人为公司债务提供连带担保，配偶在担保合同上签了字，或者虽未签字但全程知情。担保一旦触发，家庭财产直接暴露。
一个是股权架构混乱。股权集中于单一家庭成员，没有持股平台，没有章程约定，没有股东协议。离婚时股权作为共同财产被分割，表决权结构随之改变。
一个是合规缺失。财务制度不健全，税务处理不规范，劳动用工不合规。这些问题平时不显眼，进了诉讼全部变成对方的攻击点。
隔离的路径有四步，顺序不能颠倒。一步是资产梳理，把家庭财产与企业财产逐项列清：房产、存款、理财、股权、车辆、保单、知识产权、对外投资、负债。清单的价值不在清单本身，在发现“哪些东西说不清是谁的”。
二步是股权架构，持股主体、持股比例、表决权安排、退出机制，写进章程和股东协议。夫妻双方均为股东的，尤其需要约定表决权怎么行使。
三步是债务与担保，公司借款走公司决议，股东借款签合同、计利息、留凭证，个人担保前评估家庭承受能力，配偶签字前弄明白签的是什么。
四步是工具配置，家族信托、婚内财产协议、保险金信托、遗嘱，各有适用范围。信托的隔离效果依赖财产独立性，前提是财产已经合法转移，且不损害债权人利益。
判断的依据还有一层：夫妻共同参与经营的案子，财产线索往往更少。一方管账，另一方只管家里，离婚时连公司有几本账都说不清。
小微企业的现实更复杂。公司就是家庭的主要收入来源，账户分开在操作上并不容易，老板个人垫付货款、公司代付家庭开支，是常见做法。这不是法律问题，是经营习惯问题。改变习惯的成本，比写一份协议高得多。
有一条界线必须说清：隔离不是逃债。合法的风险隔离，是在债务发生之前作出的安排；恶意转移财产，是在债务发生之后把财产挪走。时间点不同，性质完全不同。《民法典》第一千零九十二条对隐藏、转移、挥霍夫妻共同财产的行为，规定了少分或者不分的后果。
这个判断落到普通家庭，会是什么样子？大概是这样：结婚登记前，两个人坐下来把各自的资产、负债、公司股权过一遍，像做一次体检。这不是不信任，是把不确定的东西提前变成确定的。体检不治病，但能让人知道该看哪一科。
判断之三：AI 先改写交付方式，再改写分工
第三个判断：未来五年，AI 会明显改变家事法律服务的交付方式，但不会改变责任的归属。
已经发生的部分可以核实。2025 年，家理创始人、主任易轶律师作为“百度 AI 律师天团”成员，其律师智能体在央视财经频道《经济信息联播》亮相，提供 7×24 小时在线智能法律咨询，依托百度文心大模型及“法行宝”智能体框架。2026 年，家理获百度商家智能体“AI 经营生态共创”奖。
线上化的推进更早。2022 年 2 月至 6 月，北京法院在线立案超过 7.5 万件，线上开庭超过 11.5 万件，“北京云法庭”服务庭审参与人数超过 36 万人次。到今天，立案、提交证据、答辩、开庭、调解、申请执行，家事案件的全流程都能在线上完成。
技术改变的一层是触达。过去，一个人要请假、跑到律所、付咨询费，才能问清“离婚协议怎么写”。现在一个对话框就能给出框架。对低争议、低标的的案件，这是实质改善。
另一层是效率。证据整理、时间线梳理、类案检索、文书初稿，过去占律师大量时间，现在可以压缩。压缩出来的时间，理论上应该投到判断和谈判上。
更深一层才是分工。哪些事交给机器，哪些必须由人来做，这条线会越来越清楚。
证据的形态也在变。过去的核心证据是纸质合同、银行流水、房产证；现在多了微信聊天、电子转账、直播打赏记录、云盘里的照片。取证的难点从“有没有”变成“在哪里、怎么固定”。
线上开庭对家事案件还有另一面。离婚、抚养、继承的庭审里，情绪是重要信息，隔着屏幕会丢掉一部分。法官和律师都要重新学，怎么在线上判断一个人的状态。
风险同样清楚，有四类。
数据安全是头一类。家事案件的资料里有身份证号、银行流水、病历、聊天记录、子女信息。这些内容进入不合规的模型或存储，泄露的后果不可逆。《个人信息保护法》对敏感个人信息的处理有专门要求：取得单独同意、告知处理目的、采取加密措施，都是硬性义务。
专业偏差是第二类。模型给出的是统计意义上的“常见做法”，不是“你这个案子的处理”。北京和天津的裁判尺度不同，一线城市和县域的抚养费标准不同，同一个问题在不同法院可能有不同答案。模型不会主动提示“这里存在地区差异”。
责任界定是第三类。AI 给出的建议错了，谁负责？技术方、使用工具的律师、还是采纳建议的当事人？责任链条目前并不清晰。可以确定的是，律师的执业责任不会因为用了工具而转移。
行业伦理是第四类。家事案件的核心是人的关系，涉及情感、隐私、未成年人的利益。一个模型可以算出抚养费的数字，算不出“这个安排对孩子今后十年的影响”。哪些决策可以交给算法，哪些不能，行业需要自己划线。
我们的判断是：AI 会先替代检索和初稿，再替代一部分咨询，但不会替代判断、谈判和在法庭上承担后果的那个人。技术把门槛降低了，也把“谁来负责”这个问题放大了。
清单上半段：结婚之前，婚姻之内
前面是判断，判断的价值有限，行动才有。下面这份清单按时间排，每一条都对应一个可以交付的动作——一份文件、一张凭证、一次登记。
结婚之前，先做三件事。
一是互相查三张纸。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打印的个人信用报告，看负债、逾期、担保记录；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查询是否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婚检报告，看传染性疾病与重大疾病。这三张纸不解决感情问题，解决信息不对称。很多人到这里才头一次知道对方名下有一笔经营贷。
二是把父母出资说清楚。父母为子女购房出资，是赠与还是借款，赠与给谁，登记在谁名下——写一份书面说明，双方与父母都签字。2025 年 2 月 1 日施行的《民法典婚姻家庭编解释（二）》共二十三条，父母为子女购房出资的性质认定是其中一项重点。一份几百字的说明，可能省掉几年后的一个案子。
三是考虑签婚前财产协议。《民法典》第一千零六十五条允许男女双方约定婚前财产归各自所有、共同所有或者部分各自所有、部分共同所有，约定应当采用书面形式。协议写四块：婚前房产与其他财产的归属；婚前财产在婚后产生的收益归谁；婚前债务由谁承担，婚后是否以共同财产清偿；一方经营企业的，股权与分红如何处理。
婚前协议在十年前是小众工具。2017 年至 2018 年，这类业务在非诉业务中占比极小，委托人以资产悬殊的高净值人群为主，多由经济实力较强一方的父母主动要求办理。2020 年之后，业务量持续增长，委托人群向中产家庭扩展，协议内容从财产归属延伸到“债务隔离”“子女抚养预案”。签协议的不再只是有钱人，双职工家庭、有房贷的家庭、一方创业的家庭，同样需要把话说清楚。
要不要公证？公证不是生效要件，但能提高证明力，也能促使双方把条款想细。涉及不动产赠与的，公证还有额外意义——经过公证的赠与合同，在权利转移之前不易撤销。
有一点要提醒：婚前协议约束夫妻之间，不能对抗善意债权人。它解决“我们两个人怎么算”，不解决“外面的人怎么追”。
结婚之后，动作要变成习惯。
一年做一次家庭资产负债表。资产一栏列房产（含贷款余额）、存款、理财、股票基金、股权、车辆、保单现金价值、公积金、对外借款；负债一栏列房贷、车贷、经营贷、信用贷、对外担保。双方各存一份，注明日期。这张表的作用在离婚时才会显现：法院分割财产，先要确定财产范围；范围确定不了，争议就从“怎么分”变成“有没有”。
大额支出留痕。转账备注用途，保留合同、发票、聊天记录。给父母的钱，写明是赡养费还是借款；借给亲友的钱，签借条、写用途、留转账凭证。这些动作在关系好的时候显得多余，在关系破裂时是少有的依据。
一方经营企业的，把公司账户与家庭账户彻底分开。不随意担保，股东借款走决议，公司为个人支出记账。目的不是防配偶，是防“说不清”。
保险要指定受益人。写清姓名、身份证号、与被保险人的关系，不要只写“法定”。指定受益人之后，理赔金一般不被认定为遗产。这一步只需要在投保时填一张表，很多人空着。
出现家庭暴力，动作要快。报警、验伤、拍照、保存聊天记录与录音，向法院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反家庭暴力法》2016 年 3 月 1 日施行，人身安全保护令制度随之确立；截至 2016 年 12 月底，全国法院共发出 680 余份。到近年，签发率已从 2016 年的 52% 升至 77.6%。
这些东西的价值在于留下一条时间线。报警记录、验伤单、告诫书，都是后续诉讼里较硬的材料。通道在变宽，但要当事人自己走进去。
清单下半段：离婚之前，六十岁以后
到了要离婚这一步，顺序很重要。先固定，再谈判。顺序颠倒，谈判就没有筹码。
固定四样东西。一是财产清单，房产、车辆、存款、股权、保单、公积金、债权债务逐项列明，注明取得时间与登记状况。不动产、股权都可以查登记信息。
二是资金流水，近三年的银行流水、微信与支付宝账单。重点看大额转出、规律性转账、备注异常的往来。流水是离婚案件里信息密度很高的证据。
三是过错证据，这一项要克制。单次开房记录、暧昧聊天、亲密照片，往往不足以认定法定过错；法院通常要求“持续、稳定共同生活”的证据。家理 2024 年主张出轨、重婚或与他人同居的案件中，认定构成法定过错的占 35.71%，2025 年为 60.00%。比例上升，一部分来自证据质量。
四是子女抚养的事实。谁接送、谁开家长会、谁陪看病，这些日常记录在抚养权争议中的分量超过很多人的预期。2 周岁以下原则上随母亲，8 周岁以上应征询子女意愿，2 至 8 周岁的争议最集中，2025 年这一年龄段占抚养权案件的 50.22%。
固定之后是谈判。离婚协议要写到可执行的程度。房产写清归谁、过户时间、贷款由谁偿还、何时搬离、违约金；探望权写清接送时间、寒暑假怎么分；抚养费写清金额、支付日、大额教育医疗支出如何分担、调整机制。
写得粗的协议，是后续几年纠纷的主要来源。2025 年，离婚后财产纠纷占泛家事案件的 17%，赠与合同纠纷占 15%，抚养类纠纷占 18%。
几个动作要避免：签空白文件；大额转账给亲属；擅自带孩子出境；在冷静期内处置共同财产。这些在法庭上都会被追问。
六十岁以后的事，很多人拖到不能拖才处理。
遗嘱要立对。《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三十三条允许自然人以遗嘱处分个人财产，可以指定由法定继承人中的一人或者数人继承，也可以遗赠给国家、集体或者法定继承人以外的组织、个人。
形式要件不能省。自书遗嘱要亲笔书写、签名、注明年、月、日；代书遗嘱要有两个以上见证人在场，由其中一人代书，注明年、月、日，并由代书人、其他见证人和遗嘱人签名。见证人不能是继承人、受遗赠人，也不能与其有利害关系。
这些细节不是形式主义。2020 年，遗嘱被认定完全有效的比例是 91.00%；2025 年降到 64.29%，被认定无效的比例从 9.00% 升到 35.71%。无效主因有三类：形式要件不符；处分了他人财产；订立时民事行为能力存疑。
遗嘱不要只立一份锁在抽屉里。存在两份及以上遗嘱的案件，2024 年占 44%。每次变更写清日期，旧遗嘱明确撤回；重要变更做公证；存放地点告知执行人。
房产提前过户给子女的，同步办理居住权登记。居住权自登记时设立，只签协议不登记，等于没有设立。
考虑指定遗产管理人。《民法典》第一千一百四十五条规定的产生方式有四种：遗嘱执行人担任；继承人推选；继承人共同担任；没有继承人或者继承人均放弃继承的，由被继承人生前住所地的民政部门或者村民委员会担任。现实中，遗嘱指定遗产管理人时，超过 80% 选择亲友，指定专业机构的比例已增至 16%。
保单、信托、遗嘱各管一段：保单解决特定情形下的一笔钱，信托解决长期的分配规则，遗嘱解决剩余归属。这个组合的前提，是三份文件之间不打架。
还有一件事容易被忽略：2024 年，全国仅未成年人家事维权法律援助案件就达 18 万件。公共法律服务的覆盖面在扩大，不是所有问题都要靠付费解决。
法律服务的价值，是让人在还有选择的时候作出选择。等到没有选择，能做的只剩补救。
数据说明
本文数据来自《婚姻家事法律服务行业白皮书（十年汇编版）》（家理律师事务所，2026 年），并参照民政部、最高人民法院的公开数据与司法解释文本。案件结构数据取自 2016—2025 年承办案件样本，累计超过一万件，以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天津为主，不能等同于全国水平。文中三个走向属研究判断，不是预测。部分年度数据存在口径差异，只作趋势描述。
作者：家理律师事务所婚姻家事研究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