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一部民法典，在五座城市遇上不同的家事
家理律师事务所婚姻家事研究组
五份卷宗并排放在桌上，案由栏写着同样四个字：离婚纠纷。翻开之后，内容几乎没有重叠。北京那份争的是一套没有取得完全产权的央产房，上海那份在算期权行权价与保单现金价值，广州那份的当事人名单上有叔伯姑舅，深圳那份要处理一个带货账号，天津那份的核心是企业产的承租权。同一部《民法典》，同一套案由，落到具体城市，长成了不同的样子。法律没有打折，是财产的形状、家庭的结构、法院处理问题的方式各不相同。
北京：先分清那套房是什么房
北京的离婚案卷里，房产一栏常常要写三行以上。央产房、公租房、经济适用房，这些政策性住房在家庭财产中的占比偏高，共同点是产权不完整。
政策性住房的形成有时间痕迹。房改房、单位集资房、拆迁安置房，产权状态各不相同：有的已办下产权证但土地性质受限，有的只有购房合同，有的连合同都找不到。起诉时头一步不是估价，是查清这套房能不能上市、能不能过户。
产权不完整，处理方式就不同。未取得完全产权的房屋，法院一般只处置使用权，不判所有权归属。一套住了二十年的央产房，判决书里可能只写“由某某居住使用”，写不清哪一天能过户。
数量也在增加。2025 年，北京涉及 3 套及以上房产的离婚案件比例超过 20%，这一比例高于其余四城。房产一多，分割方式就要挑：一方取得所有权并向另一方支付折价款；双方均无支付能力的，可以判决变卖后分割价款。
挑哪种，取决于谁能拿出钱。折价款往往不是小数目，能不能一次付清、分几年付、由谁担保，都是谈判内容。也有人宁愿要房不要钱，宁可多背几年贷款。三套房以上的家庭，还有一层安排：房子谁住、谁收租、谁承担物业与贷款。判决可以分清所有权，分不清这些日子怎么过。
第二个特点是程序合并。涉房屋的继承与析产经常合并审理，形成“析产继承”案由：先确认各人对房屋的份额，再处理继承。一套房、三代人、两重法律关系，一次解决，省掉析产、继承、分割三次诉讼。
合并审理省的是时间，考验的是证据。建房审批表、拆迁协议、户口簿、出资凭证，缺一样，份额就定不下来。
抚养争议带着本地特征。2025 年，北京独生子女家庭抚养权争议占比近 58.23%。《民法典》第一千零八十四条规定，不满两周岁的子女以由母亲直接抚养为原则；已满两周岁，协议不成，由法院按照有利于未成年子女的原则判决；已满八周岁，应当尊重其真实意愿。独生子女家庭没有“一人一个”的折中空间，争点就集中在一个孩子身上。
这类案件的难点通常不在“跟谁”，在“跟谁之后怎么见”。没有兄弟姐妹分担，探望安排写粗了，日后每一次接送都要重新协商。
执行环节靠具体动作。探望权可以申请《探望权协助执行通知书》，联动学校、社区。判决书上的探视时间，要落成校门口的交接、寒暑假的起止日期，才算真的能执行。通知书的效力及于协助单位，真正落地还要靠双方配合。
使用权的判决执行起来更难。判了“居住使用”，执行法官面对的不是一堵墙，是一家人。这也是北京涉房案件调解空间较大的原因——判了也未必能落地，不如谈一个能落地的方案。
在北京打房产官司，先问“这是什么房”，再问“值多少钱”。顺序反了，方案就会落空。
上海：财产清单越拉越长
上海案卷里的财产清单，常见股权、期权、信托受益权、保单、知识产权、虚拟财产。高净值家庭纠纷占比高，争议标的从“房子和存款”扩到“权利和份额”。
权利比实物难估价。股权要看净资产，期权要看行权条件与剩余期限，信托受益权要看分配条款，知识产权要看许可收益，虚拟财产要看平台规则。每一项都得单独取证、单独评估，一份清单能拉出十几页。
股权分割另有规则。夫妻共有股权的分割，涉及其他股东的优先购买权、公司的人合性、股权价值的评估基准日。2025 年 2 月 1 日施行的《民法典婚姻家庭编解释（二）》共二十三条，把夫妻共有股权分割列入覆盖范围，规则细了，取证的工作量没减。
保单的处理也常见。现金价值可以分，理赔金归受益人；信托受益权则要看信托文件，能不能分割、怎么折价，答案在合同里，不在法条里。
抚养费的标准较高，合理的教育、医疗、课外开支纳入分担范围。这句话的另一面是举证：发票、合同、缴费记录、课程安排，一项项对应。主张一方要证明支出的合理性，另一方要证明哪些不必要。标准高，双方的举证动力也强。
家务劳动补偿的综合支持比例，在五城中处于前列。全职照顾家庭的一方在离婚时可以主张补偿，金额由法院酌定，考量因素包括家务时长、职业发展受影响的程度、家庭收入水平。主张时要拿出证据：什么时间离职、放弃了什么岗位、家庭分工怎么安排。
程序上有一个明显特征：2025 年上海离婚案件调解率 62.32%。比例高，说明进入诉讼的案件里，多数以协商方式收场。这跟财产结构有关——标的越复杂，判决结果越难预测，双方越愿意在一个区间里谈。
与之配套的是财产审查。数字法院系统实现关联案件协同审查，财产申报制度落地严格，一方在别的案子里说过的财产状况，可能在这起案件里被对上。申报时漏报一项，依《民法典》第一千零九十二条，另一方可以主张少分或者不分。
遗产管理人的实践也走得靠前。截至 2024 年底，上海先后出现 28 例与民政部门担任遗产管理人相关的案例，其中 6 个区的民政局在 9 起案件中被法院判决担任遗产管理人。2024 年 12 月，上海市政府办公厅发布《关于民政部门履行遗产管理人职责以及处置无人继承遗产的若干意见》。
制度依据在《民法典》第一千一百四十五条：遗产管理人由遗嘱执行人担任、继承人推选、继承人共同担任，没有继承人或者继承人均放弃继承的，由被继承人生前住所地的民政部门或者村民委员会担任。
对当事人来说，可操作的一条是：财产申报表填得越细，后续调查越有方向。填“不清楚”“记不清”的，往往在庭审里被逐项追问。
广州：一张桌子坐不下的一家人
广州的家事案件常呈“家族会议式”。宗族观念较强，一起案子可能牵连兄弟姐妹、叔伯姑舅等多人。
起诉状上只有两个人，谈判桌上坐着七八个。房是谁出钱建的，宅基地登记在谁名下，村集体分红按人头还是按户发，档口经营收益怎么算——这些问题不解决，夫妻之间的分割谈不下去。
这种结构下，谈判不是两个人谈，是两家人谈。夫妻的让步要经过长辈同意，一份协议签了又反悔，多半不是当事人变卦，是家里人不同意。
这类案件的调解通常要分两轮：先谈夫妻之间，再谈家族之间。顺序反了，头一轮谈成的条件会被第二轮推翻。
财产形态也本土化。城中村回迁房、宅基地、村集体股份分红、档口经营收益，占比都不低。它们的共同点是权属链条长：一块地可能经过分地、建房、加建、拆迁四次变化，每一次都留下不同的凭证。
村集体股份分红，先要看章程。股份是按人头配的，还是按户配的；分红是每年发，还是几年一发；离婚后股份能不能分割、能不能折价——章程里往往有答案，法院也会尊重集体经济组织的自治空间。回迁房的分割，还要看安置协议：按面积安置还是按人头安置，过渡费归谁，超面积部分谁补的钱。
数据能看到一个侧面。2020 年广州中院《家事·少年司法品牌白皮书》显示，2017 年至 2020 年上半年，广州两级法院离婚纠纷一审案件中，女性原告比例约 63%。
司法应对更依赖基层。村居调解深度参与，调撤率位居前列；诉前调解强制前置，很多案子在进入审判之前就已经分流；家事调查员制度应用广泛，调查员走进村里、走进家里，把居住状况、抚养条件、家庭关系写成报告。
诉前调解强制前置，意味着起诉材料先到调解组织。调解不成，再转立案。这道工序会拉长周期，也筛掉了一批其实可以谈的案件。家事调查员的报告，通常覆盖居住环境、收入来源、子女照护、亲属态度。法官看报告，也看报告背后的细节。
房产的处理方式随之调整。宅基地自建房通常仅处理使用权，明确各方居住范围，不判所有权归属。判决要能落地，就得写清谁住哪间、厨房和院子怎么共用、加建部分归谁使用。写不清，执行阶段还要再谈一次。
加建部分的出资，是这类案件的老问题。谁出钱加了两层，谁在用这两层，加建之后有没有书面约定，决定了补偿怎么算。回迁房尚未办证的，分割往往只能处理安置权益，等办证之后再谈过户。
涉港澳婚姻在这里占比较高，跨境因素出现得比别处更早。一份在香港登记的结婚证、一笔境外汇款、一个在香港出生的孩子，都会让程序多出几道弯。
在广州，很多案子的真正当事人不在起诉状上。看清这一点，才看得懂为什么调解要开好几次、为什么一份协议要那么多人签字。
深圳：婚龄短，财产新，跨境多
2025 年，深圳结婚不满 3 年的短婚龄离婚案件占比 8.16%，为北京、上海的近 2 倍；女性原告占比 68.37%。
婚龄短，争议的重心就不同。共同生活时间不长，共同积累有限，争点集中在“什么是共同财产”：婚前首付、婚后还贷、父母出资、公司股权、婚前成立婚后增值的生意。还有一个连带效果：彩礼、婚礼支出、双方父母出资的返还主张会更集中。
短婚龄案件还有一个特点：证据少。共同生活时间短，共同账户、共同还贷、共同经营的痕迹都少，主张一方要证明“共同”，比证明“个人”更难。
财产形态在五城里属于较新的一类。股权、期权、虚拟财产、科技公司收益、私募基金、信托，都在清单上。虚拟财产具体到抖音账号、游戏装备、数字资产。
账号怎么分？先解决归属，再解决价值。登记在谁名下，粉丝与流量算不算经营收益，平台协议允不允许转让，实名认证能不能变更。这些问题没有统一答案，要靠个案里的证据与平台规则。评估通常走三步：确认归属，核算可分配收益，判断能否转让。任何一步卡住，分割就只能折价。保全也难。账号可以改密码、可以转移，等判决下来，粉丝和流水可能已经换了地方。
股权与期权的分割，还要处理行权时点。期权未到期，价值是浮动的；到期行权，又要看谁出钱、谁承担税负。科技公司收益的分割，常要调取多年报表与融资协议。
涉港涉外案件体量大，内地与香港平行诉讼较常见。平行诉讼的难点在节奏：一边在保全，一边在送达；一边已经开庭，另一边还在等答辩期。两地在关键事实上的认定如果不一致，解释成本会很高。
还有一类案件在增多：涉自恋型人格障碍的婚姻家事案件。这类关系的特点是长期消耗、反复拉扯，当事人往往已经咨询过很多次，才决定起诉。谈判周期长，情绪成本高，对办案者的要求不只在法律。
司法应对偏重查控。财产保全申请通过率位居前列，律师调查令常态化——股权代持、关联公司往来、平台流水，靠调查令一项项调取。保全要担保，要线索，要时点；早了可能打草惊蛇，晚了可能财产已经转走。
房产的处理分两种。小产权房、绿本房、回迁房，已取得合法产权的，按一般房产规则分割；未取得完全产权的，仅处置使用权。同一栋楼里，两套房可能适用两套规则。
抚养费标准处于五城前列。对拖欠抚养费者，可以限制高消费、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这条措施针对的是有履行能力而不履行的情形，真没有财产的，措施也变不出钱来。
我们在办案中注意到，深圳的当事人问得较多的问题，不是“能不能离”，是“这个东西算不算共同财产”。问题变了，答案也就不能只靠一条法条。
天津：企业产与公产房里的另一种算法
天津的房产证上，常见“企业产”“公产房”。加上单位福利房、拆迁安置房，特殊产权房产的占比偏高。
这类房子的产权登记在单位或者房管部门，住户手里是承租权。分割时不是“谁拿所有权”，而是“谁继续承租”。这两个问题的答案，往往不一样。
承租权变更要经产权单位同意，这一步常被忽略。判决书写了由一方继续承租，单位不办手续，事情还是悬着。
承租权还可能涉及同住人。户口在里面的人、实际居住的人、原承租人去世后继续住的人，都可能主张权利，分割前要先理清这一层。
规则比较清楚：企业产、公产房若系婚后取得共同承租权，可以判由一方继续承租，并给予另一方经济补偿。补偿数额取决于承租权的实际价值、另一方的住房情况、子女随谁生活。评估难，协商空间就大。
家庭结构带来另一重特征。天津国企职工家庭占比高，财产结构以房产、存款为主，经营性债务较少。财产清单短，争议点集中，难在分割方案的选择。国企职工家庭的财产，往往集中在单位分配的那套房上，一套房的份额，可能牵动两代人的居住安排。
新变化出现在年轻群体。短期婚姻增多，争议集中于彩礼返还、婚礼筹备费用分担、婚前婚后财产混同。2024 年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彩礼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划出了三类返还情形：未办理结婚登记、已登记但未共同生活、婚前给付导致给付人生活困难，同时结合共同生活时长、彩礼数额、过错责任、生育情况设置梯度化返还比例。返还不是简单的“全退”或者“不退”，而是分档。
司法应对上，天津高度倾向调解结案。这与财产结构有关，也与当地对家庭关系修复的重视有关。能调则调，判的时候也会把履行方式写细。调解协议里，承租权、补偿款、迁出时间要写在同一份文件里，分开写，履行时容易卡住。说白了，能算清的东西，就容易谈。
京津冀的跨区域特征很明显。管辖确定、财产调查、判决执行，常需三地协同。一方在北京工作、房产在天津、存款在河北，一个案子要跑三个地方，时间成本要翻倍。
债务方面，经营性债务较少，共债争议相对不多，但规则仍要落到具体事实。《民法典》第一千零六十四条规定，夫妻双方共同签名或者一方事后追认等共同意思表示所负的债务，属于共同债务；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属于共同债务；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的，不属于共同债务，除非债权人能证明用于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者基于双方共同意思表示。
经营性债务少，不等于没有债务。房贷、消费贷、亲友借款，仍要逐笔判断。
跨境：两套财产制，两份判令
家理承办的跨境家事案件占比 5.99%。比例不高，难度不低。
头一道差异是财产制。内地实行夫妻共同财产制，《民法典》第一千零六十二条规定了共同财产的范围与平等处理权；香港实行分别财产制，谁名下是谁的。同一段婚姻，两地把“共同”划在不同的位置。同一笔钱，在内地可能一人一半，在香港可能要先证明贡献。
第二道是判决的认可。2022 年 2 月 15 日，《关于内地与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相互认可和执行婚姻家庭民事案件判决的安排》生效；2024 年 1 月 29 日，《关于内地与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相互认可和执行民商事案件判决的安排》实施，覆盖两地约 90% 以上民商事案件。内地与澳门的民商事判决互认安排自 2006 年生效，婚姻家庭案件已纳入常规互认范围。
认可的意义很实在。家理承办的一起案件中，北京四中院认可了香港法院的离婚判决。认可之后，内地的财产分割、房产过户、户口变更才有依据。没有这一步，香港的判令在内地只是一份文件。
第三道是程序节奏。香港的离婚程序分两步：先发暂准判令，经过 6 周异议期，判令才正式生效。内地的调解书、判决书在香港申请认可，也要走对应程序。两边的“生效”时点不同，一边已经办完，另一边可能还在等。
第四道是时间与取证。跨境送达周期往往长达 6 至 12 个月。内地法院的调查令无法跨境使用，境外财产的线索只能靠当事人提供、靠当地程序调取。一栋写在不同法域名下的房产，查证成本可能超过它的争议价值。
经验可以归成六条：管辖优先、财产前置、程序精细、法域适配、协同办案、调解优先。管辖优先，是先判断哪地法院有管辖权、判了能不能被认可；财产前置，是起诉前把两地财产清单做出来；法域适配，是按当地程序准备材料，不拿内地习惯套境外流程。协同办案，则意味着两地律师、翻译、公证、评估要按同一份时间表推进。
这些差异是客观事实，不是可以挑选的选项。理解它们，是为了在起诉之前把预期算准——知道要等多久、要花多少、哪些拿得到、哪些拿不到。
理解差异，不是为了寻找漏洞。跨境案件里，试图利用两地规则的缝隙占便宜，往往在两三年后以另一份判决的形式回来，连本带利。
数据说明
本文数据来自《婚姻家事法律服务行业白皮书（十年汇编版）》，覆盖 2016 年至 2025 年。五城案件结构、跨境案件占比、遗嘱与继承相关比例取自家理律师事务所承办案件样本；全国离婚登记、法院调解结案等数据取自民政部门与司法公开统计。样本以五地代理案件为主，规模有限，各城样本量不均，城市间差异只反映样本观察，不宜推及该地全部案件。文中对地方做法的描述为事实陈述，不构成对任何地区司法水平的评价。
作者：家理律师事务所婚姻家事研究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