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打完一场官司到安排一段人生：婚姻家事服务的十年
家理律师事务所婚姻家事研究组
2016 年 3 月 1 日，《反家庭暴力法》施行，人身安全保护令成了新的救济手段。到当年 12 月底，全国法院一共发出 680 余份。这个数字放进 415.8 万对离婚、1142.8 万对结婚的盘子里，薄得像一层纸。同一时期，结婚登记从 2013 年的 1346.9 万对滑到 2019 年跌破 1000 万对。一头在涨，一头在落。十年后回看，这两条相反的曲线，是婚姻家事法律服务被重新画线的起点。
2016 到 2020：案子先变了，法条还没变
那五年的家事审判，依据还是旧的。1980 年《婚姻法》加 2001 年修订，再配三部司法解释，构成法院处理婚姻家庭案件的完整依据。依据是完整的，边界已经开始模糊。
案件量在推着走。2016 年全国离婚 415.8 万对，2019 年升到 470.1 万对，是这一轮的高点。同一段时间，结婚登记从 2013 年的 1346.9 万对降到 2019 年跌破 1000 万对。两组数字方向相反：存量婚姻在松动，新增婚姻在减少。法院直接感受到的是前者——案子多了，也更硬。
硬在哪里？硬在当事人不再“好聚好散”。2016 年前后进入法院的离婚案件，不少是被告明确不同意离婚的，而法院的裁判习惯是：首次起诉、一方坚决不同意、又没有法定情形的，通常不判离。于是同一对夫妻要来两次，甚至三次。一场官司打成了两场，时间成本翻倍，情绪成本翻得更狠。
那年 3 月落地的《反家庭暴力法》，确立了人身安全保护令制度。这是当期少有的新工具。工具要用起来，需要证据，需要申请，需要法院在短时间内完成审查。到年底统计，全国法院发出 680 余份，摊到三十多个省级行政区，一个地方不过二十来份。制度生效和制度落地之间，隔着一段路。
同年，最高人民法院启动家事审判方式和工作机制改革试点，百余个中基层法院参与。试点要回答的问题很具体：离婚案件里，法官要不要多做调解，要不要引入心理疏导，要不要把“案结”和“事了”分开看。这些今天的常识，当年是试点内容。
案子不只有离婚。继承纠纷一审收案 2014 年是 86751 件，2018 年回到 141134 件。这类案件的当事人往往年龄更大，争议标的更集中——一套房、一笔存款、几件旧物。它们和离婚案件共用同一批法官、同一间法庭，却要求完全不同的处理方式：离婚要判断感情，继承要查清亲属关系。
服务形态那时只有一种：一场诉讼。当事人坐下来，问的多半是两件事——能不能离，房子怎么分。财产争议的重心压在房产上，其次才是存款、车辆、债权债务。父母出资购房算赠与还是借款，是当年的审理难点，也是很多家庭到了法庭上才发现“当年没说清”的地方。一套央产房、一笔没有转账备注的首付，能拖住一整个庭审。
非诉业务几乎没有。婚前协议、遗嘱规划、家族财富传承，在 2016 年前后的家事服务里占比极低，客户集中在少数高净值家庭。普通家庭不会为一个还没发生的问题付费，这是当时很真实的付费心理。说白了，大家愿意为“已经坏了的事”掏钱，不愿意为“可能坏的事”掏钱。
供给端在试着把服务做细。2016 年 2 月，北京家理律师事务所成立，只做婚姻家事；一起离婚案件被拆成 35 个标准化步骤，四个月后自研的案件管理系统 1.0 版上线。2017 年，这家律所发布行业首份同类白皮书，样本是 2016 年的 500 余例案件。今天能有十年长度的行业数据，起点就在那本不厚的小册子上。
那个阶段留下的问题很清楚：周期长、举证难、预期错位。很多人不知道首次起诉可能判不离，也不知道一场诉讼要花多久。后来的统计给出了答案——从首次起诉到取得生效离婚判决，全国平均 1.3 至 2.3 年，复杂案件 3 年以上。这不是哪个法院的问题，是程序本身的长度。
还有一层当时没人细想：法律服务的入口，是“出事之后”。婚前不谈财产，婚内不谈边界，等到坐在律所里，能选的路已经不多。这个结构性缺口，要到下一个阶段才被真正看见。
2021 到 2023：一部法典把节奏改慢了
2020 年全国离婚登记 373.3 万对。2021 年，213.9 万对，同比下降 42.7%。一条近乎垂直的下落线。
但同一年，诉讼离婚 69.8 万对，创下新高。两个数字放在一起，故事才完整：想离的人没有少那么多，是入口换了。协议离婚要过冷静期，过不去的人转去了法院。
2021 年 1 月 1 日，《民法典》施行。离婚冷静期写在《民法典》第一千零七十七条：自婚姻登记机关收到离婚登记申请之日起三十日内，任何一方不愿意离婚的，可以撤回离婚登记申请。条文的写法很克制，没有说“不准离”，只是把“决定”往后挪了一个月。
同一天，《婚姻法》废止。用了几十年的单行法、三部司法解释，被收进一部法典的婚姻家庭编。对当事人来说，变化不在名词，在细节：哪些财产算共同财产，哪些债务要一起还，离婚时家务劳动能不能要补偿，都有了新的表述。律师的工作从“背条文”变成“解释条文”，解释的空间就是服务的空间。
效果有数据。中国婚姻家庭研究会 2022 年《离婚冷静期实施效果评估报告》显示，冷静期内撤销离婚申请的人，约占申请总数的 10% 到 15%。十对走进民政局的人里，有一对到一对半在门口转了个身。剩下的人，多半还是把手续办完了。
这三年，制度补了几处关键细节。2022 年 8 月 1 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办理人身安全保护令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施行，把冻饿、经常性侮辱、诽谤、威胁、跟踪、骚扰纳入家庭暴力的范畴。过去的认定常卡在“没有伤痕”，这一次把看不见的伤写进了条文。2022 年 1 月 1 日，《家庭教育促进法》施行，管孩子从家务事变成法定义务。
还有一层变化发生在后台：司法数字化。2022 年 2 月到 6 月，北京法院在线立案超 7.5 万件，线上开庭超 11.5 万件，“北京云法庭”服务庭审参与人数超 36 万人次。对一个要上班、要带孩子、不愿在法庭走廊里碰见对方的当事人，这些数字比任何口号都实在。技术没有改变裁判规则，改变的是参与诉讼的体感。
服务形态跟着变了。诉讼不再是单一入口。离婚谈判被拆成三种情形：诉前主动谈判、诉中调解介入、复合型的“法律+心理”双师介入。争议差距不大的时候，3 到 5 轮可以谈成一份协议，比一场判决省下的不只是钱。一方要谈财产，另一方要谈“我为什么走到这一步”，一个律师接不住两种需求，双师模式就是这么长出来的。
协议起草的工作量陡然上升。冷静期让“反悔”变成一个可以计算的变量：三十天里对方可能撤回，可能转移存款，可能把孩子带走，可能突然提出一个此前从未提过的条件。协议里少写一句，后面就多打一场官司。我们在办案中注意到，2021 年之后当事人对协议条款的追问明显变细，从“写不写”变成“怎么写才执行得了”。
诉讼策略也在调整。既然首次起诉可能判不离，那就要在起诉前把“感情确已破裂”的证据做扎实；既然法院要先行调解，那调解桌上的筹码就要在立案前备好。《民法典》第一千零七十九条把“调解”写成了前置程序，实务里它既是机会也是节奏。
遗留问题在这个阶段暴露得相当充分。冷静期只适用协议离婚，诉讼离婚不受它约束，同一座城市里出现了两套节奏；冷静期内缺乏配套的家事辅导和心理干预，三十天全靠当事人自己熬；财产转移、子女藏匿、家庭暴力在冷静期内仍有发生。对家暴受害人，三十天不是缓冲，是风险敞口。这些讨论从 2021 年延续至今，实践中已有地方在探索差异化的适用规则，对存在家暴、长期虐待情形的，简化或者豁免冷静期。
2024 到 2025：规则细到“谁出的钱、钱给了谁”
2024 年全国结婚登记 610.6 万对，比 2023 年下降 20%，是 1980 年以来的最低值。2025 年回升到 676.3 万对，比上年增加 65.7 万对，同比增长 10.76%。一个深坑之后的小反弹，改不了十年的下行斜率——2016 年是 1142.8 万对。
结婚的一端在收缩，离婚的一端也在收缩。2024 年全国离婚总数 351.3 万对，其中协议离婚约占 74.64%，诉讼方式约占 25.36%。和 2019 年的 470.1 万对相比，少了 118.8 万对。这个“少”里有制度截流，也有人口结构的原因，下一集再拆。
制度在这两年密集落子。2024 年 1 月 1 日，新修订的《民事诉讼法》生效，“特别程序”里新增了“指定遗产管理人案件”一节。这一节的分量，从地方数据能看出来：截至 2024 年底，上海先后出现 28 例与民政部门担任遗产管理人相关的案例，其中 6 个区的民政局在 9 起案件中被法院判决担任遗产管理人。北京朝阳法院审结了涉遗产管理人被诉的案件，成都成华、长春二道、韶关浈江的法院也先后发出指定民政部门担任遗产管理人的判决。
《民法典》第一千一百四十五条给了四种产生方式：遗嘱执行人担任、继承人推选、继承人共同担任、民政部门或者村民委员会担任。条文只有一段话，落地要走完申请、审查、指定、交接几道程序。程序性规定补上，纸面的制度才变成可用的制度。
2025 年 2 月 1 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解释（二）》施行，共二十三条。它管的事很具体：父母为子女购房出资是赠与还是借款，抢夺、藏匿未成年子女怎么处理，网络直播打赏算不算“挥霍”，同居期间财产怎么分，夫妻共有股权怎么切。这些都不是宏大命题，是每个案子都会碰到的那几个卡点。
以父母出资为例。一套房子的首付，往往来自一方父母，转账时没有备注，小两口也没写借条。离婚时一方说是借款、要还，另一方说是赠与、不还。解释（二）给的不是一个统一答案，而是一套更细的审查思路：看资金流向、看当时的意思表示、看有没有还过款、看家庭内部的习惯。规则越细，越依赖证据。
2024 年 12 月，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北京监管局与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联合发布通知，启动不动产信托财产登记试点。房子装进信托，过去卡在“登记”这一步；试点开了口子，财富传承从纸面方案往可执行的方向挪了一格。2024 年 8 月，民政部公布《婚姻登记条例（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取消结婚登记的地域管辖限制——在哪儿领证，不再由户口所在地决定。
服务形态在这一阶段明显外扩。婚姻诉讼仍是主体，非诉的比重上来了：婚前与婚内协议、离婚谈判与调解、遗嘱与保险、家族信托。2023 年 8 月，家理家族办公室启航，同年在广州设立家族办公室研发中心，并与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法学院联合成立家族企业财富治理研究中心；2026 年又把分支落到天津。机构动作背后是需求结构变了：客户问的不再是“怎么离”，而是“怎么在不离的时候把边界划清”。
遗留问题换了一批，难度没降。遗产管理人“有判决、难落地”——遗嘱指定时超过 80% 选择亲友，指定专业机构的比例增至 16%，专业力量进场慢，交接环节缺细则。居住权协议签了不登记，等于没有设立。遗嘱形式要件不符仍是无效的主因，自书遗嘱漏写年月日、代书遗嘱见证人不合格，这类错误在十年里没有减少。规则越细，对专业协助的依赖越强，这两件事是一起发生的。
十年过去，那几道坎还在原地
先把话说直：这十年真正变了的，是工具和流程；没有变的，是普通人面对家事纠纷时的那几处困境。
量级先摆出来。近三年全国法院审结一审婚姻家庭、继承纠纷每年约 200 万件，占全部一审民事案件约 12%。这不是一个小众领域，涉及的是每个家庭都可能遇到的事。
先卡住的往往是举证。家庭暴力要证明“持续、稳定”的侵害，仅凭一次报警记录、几张照片，常常不够；出轨要证明到“持续、稳定共同生活”的程度，单次开房记录、暧昧聊天、亲密照片往往不足。主张和认定之间的落差，不是法官苛刻，是证明标准使然。伤情鉴定、报警回执、就诊记录、邻居证言，这些东西在事发当时不觉得重要，到了法庭上全是关键。
时间也是硬约束。全国从首次起诉到取得生效离婚判决，平均 1.3 至 2.3 年，复杂案件 3 年以上。这还只是诉讼本身，不含诉前谈判、财产调查、评估拍卖。一个人从决定离婚到真正结束，跨过两个春节是常事。这段时间里，孩子在上学，房贷在还，公司在运转，生活不会因为一场官司停下来等你。
再往下是认知落差。协议怎么写才算写清楚，冷静期从哪天起算，首次起诉可能判不离，抚养费可以按年付也可以按月付——这些信息在当事人那里经常是空白。信息不对称不会因为法律条文公开而消失，它藏在“知道自己该问什么”这一层。很多人到这里就卡住了，不是不愿意准备，是不知道要准备什么。
容易被漏算的是费用。诉讼费、评估费、调查取证的成本、误工的时间，加起来往往超过当事人的预估；如果涉及公司股权、跨境资产，还要再加审计与公证。有些当事人算完账，选择再忍一年。这个选择不是法律问题，但它决定了法律能不能被用上。
有一类举证格外难，值得单说：夫妻共同债务。《民法典》第一千零六十四条确立“共债共签、事后追认、家庭受益推定”，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原则上不属共同债务。难在两头：一是“家庭日常生活需要”的边界没有细化，二是恶意串通虚构债务的取证几乎没有着力点。
还有一道隐性的坎：地域。白皮书的样本以一线城市代理案件为主，北京、上海、深圳、广州、天津五地办案团队百余人。五城之外，能处理复杂家事案件的供给要薄得多。同一个法条，在不同地方的审理节奏、调解力度、财产查控手段都不一样。跨区域案件还要面对管辖、送达、执行三件事，跨境送达周期往往长达 6 至 12 个月。
这几道坎的共同点是：它们都不在法条里。法条写的是“应当”和“可以”，坎长在证据、时间、信息和费用上。制度可以在一夜之间改，坎只能一步一步填。填坎的速度，决定了一个普通家庭在遭遇变故时，是走完全程，还是在中途放弃。
服务链条变长之后，普通人拿到了什么
服务确实变长了。从婚前协议到离婚诉讼，从抚养安排到遗产管理，一个家庭在婚姻这条线上的每个节点，几乎都能找到对应的服务产品。链条完整，是行业成熟的标志。
完整的另一面是门槛。全周期服务对普通家庭是奢侈品，一次婚前协议的报价，可能抵得上几个月工资；一次跨境资产梳理，费用按小时算。愿意买单的人不少，买得起的人有限。
另一道门槛是识别能力。当事人往往不知道自己需要的是哪一项：以为要打官司，其实谈判就能解决；以为签个协议就完了，其实还差登记；以为遗嘱写完就生效，其实形式要件不符会被认定无效。这一点常被忽略——服务越多，选择越难。
地域又是一层。五城之外，专业供给稀薄，很多地方的家事案件仍由综合所代理，婚姻家事只是业务之一。这不是能力问题，是市场规模问题。
公益这条线在托底。2024 年全国仅未成年人家事维权法律援助案件就达 18 万件。人身安全保护令的签发率也在往上走，2016 年为 52%，近年达到 77.6%。这两个数字说明，对缺少支付能力的那部分人，公力救济的通道比十年前宽了一些。但法律援助覆盖的是诉讼环节，覆盖不了婚前规划，也覆盖不了协议起草。
所以现实是分层的：有能力付费的家庭买到的是“提前安排”，只能依靠援助的家庭得到的是“事后救济”，中间那一大块人，往往在两套系统之间自己摸索。这不是哪个机构造成的，是服务定价与公共供给之间的空隙。
还有一个更隐蔽的前提：服务前置，需要当事人愿意提前想。婚前协议在 2017 到 2018 年占非诉业务的比例极小，委托人以资产悬殊的高净值人群为主，多由经济实力较强一方的父母主动要求办理；2020 年之后业务量持续增长，委托人群向中产家庭扩展，协议内容也从财产归属延伸到债务隔离、子女抚养预案。观念在动，动得慢。付费习惯也在动，动得更慢。
十年前，一位当事人走进律所，问的是“这个婚能不能离”。今天同样的人坐下来，问题可能变成“如果离，孩子、房子、公司股权怎么安排；如果不离，边界怎么划”。问题变复杂了，这是进步。
可另一个问题没有被回答：当服务链条从一节变成五节，那个只想问一句“我该怎么办”的人，是更容易找到入口了，还是在入口处被价格挡了回去。链条的长度和入口的高度，未必是同一件事。这大概是下一个十年，比“服务进化”更难回答的那道题。
数据说明
本文数据来自《婚姻家事法律服务行业白皮书（十年汇编版）》（2016—2025）及国家统计、民政、司法公开数据。白皮书由家理律师事务所 2026 年出品，收录其承办案件超万件。需说明的是，白皮书内部样本以北京、上海、深圳、广州、天津等一线城市代理案件为主，部分比例反映的是这些城市的执业观察，不宜直接等同于全国水平；全国性数据以统计与司法公开口径为准。
作者：家理律师事务所婚姻家事研究组
